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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Roger&#039;s weblog</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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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Weblog powered by WordPress</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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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对于一个经济学上非理性实验的理性解读</title>
		<description><![CDATA[行为经济学上有这么个实验：如果你问人们，他们是愿意现在接受100美元，还是一周后获得110美元，许多人会选择现在拿走100美元。但如果你问他们是愿意52周后获得100美元，还是53周后获得110美元，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后者。但从现在起的52周后，所有那些推迟拿钱的人，本来都可以立即拿到100美元现金，而不是再等1周获得110美元。1年前，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人选择了立即拿走100美元。
这个实验说明了，人是非理性的。但我最近想到了这个实验设计的一个盲点。我觉得人在这里表现的是纯粹理性的。

我想到的一个简单的，纯粹数学和理性的计算方法解释这个现象：
首先是周贴现率。我们假定为a。其次是100美金的边际效用递减率。我们假定为b。那么很显然，只要ab>10％，那么人就有理由选择马上拿到100美金，而非一周后拿到110美金。事实上，大多数人心里的预计a和b就是如此的。清晰简单。
再看52和53周的情况。如果按照上面的假定，那么结果仍然是52周后拿100美金，那么什么地方改变了呢？因为多加了52周。周贴现率是不变的，变动的是100美金的边际效用递减率。这里隐藏了一个假定：你在这52周内还是有收入的。于是b实际上就要缩小，变成b^n+1了。n是你在这52周里赚到的100美金的倍数。也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数。所以这个数在计算中几乎可以被忽略了。于是仅仅看周贴现率。当然是53周后的110大于52周后的100。
所以一个更有趣的实验是：看看完全没有收入的人，对这个实验会做出什么反应。但这种人应该是不能存在的。他该怎么活一年呢？有储蓄是有利息收入，有社保的也算是广义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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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www.badsoul.com.cn/?p=629</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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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从广岛原爆65周年说起——以及对集体责任的讨论</title>
		<description><![CDATA[最近是广岛原子弹爆炸65周年，也是二战结束65周年。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有必要说点什么。说点我今天想到的。
在二战之前，战争是很少涉及到平民的。至少很少有针对平民的军事行动。平民的伤亡经常是所谓的“collateral damage”。这一点在二战开始变化。无论是德国人对伦敦的空袭，日本人对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屠杀，还是联军对德国主要城市的轰炸，和美军对日本大城市的燃烧弹轰炸，其目的都不是杀伤敌方的战斗人员和军事设施。而是针对敌国的平民。这类目标在传统上是被视为没有多少军事价值的。但二战改变了这种传统看法。对城市的袭击被认为是具有“打击敌方士气”、“制造恐惧”和“降低敌方的战斗意志”的作用。普遍的看法是：战争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敌方平民和城市的打击。

随着二战的结束，这种逻辑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进一步被推广了。首先它被推广到很多殖民地的独立战争里。之后，也是我们都熟悉的，这种逻辑被广泛应用到非国家组织的军事活动里。换句话说，就是恐怖主义。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很少是军事目标和人员，而是集中于敌方的平民。目的也和二战中的对平民的攻击差不多：“打击士气”和“制造恐惧”。
“人权”和“人道主义”和“非集体责任”这些理论，在历史的面前，显得非常的苍白。因此恐怖主义的原则和理论是很难推翻的。假如我们不重新检讨二战的历史的话。Robert McNamara在The Fog of War说过：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都是战争罪犯。但凭什么你战败了就有罪，而战胜了就无罪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审视“集体责任”这个问题。简而言之，集体责任就是说：你对和你同国籍或同民族或同宗教或同别的什么东西的人的行为，是否附有连带的责任？这个在政治哲学上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没有，因为“那些行为是他无法控制的，人不应该对他没法控制的东西负有责任”。也有人认为有，比如Alasdair MacIntyre的看法：“个人并不能决定我是谁，而是群体决定的我是谁”，因此个人必须被看做是一个群体的一员和一个角色的承担者，因此个人负有对群体行为的责任。也可以这么认为：“个人所拥有的许多东西，比如文化、语言、思考方式和哲学系统都是从群体继承而来，因此个人享有了继承的遗产，自然必须承担继承的责任。”一般前者被成为自由主义，后者被称为群体主义。
我的看法很简单：个人对群体的继承是有限度的。个人的一切并不都来自群体，因此，个人对群体的责任也是有限度的。这里应该存在一个比例关系。例如，个人的生命不应该受到群体责任的影响，因为没有人的生命是群体赋予的。除此之外，个人的基本权力，例如工作的权力，有居住场所的权力，不受到武力威胁的权力，应该都是非群体的。
因此，二战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遗产是：对平民的攻击是可以理解，并且是现实和道德上必要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那么恐怖主义便成了无可指摘的了。而这一点经常是被我们所接受的。但我们并不认为恐怖主义是可以被正当化的。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两难。而且我觉得也不可能去通过将恐怖主义正当化来解决这个困难。因此，我们要重写二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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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www.badsoul.com.cn/?p=628</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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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从Justice with Michael Sandel说起——我的政治哲学理论</title>
		<description><![CDATA[最近看了Havard的政治哲学教授Michael Sandel讲的一门课，名字很简单，就是Justice。这个课主要讨论的还是一些抽象的政治理论，比如“正义”，“好”和“道德”。他个人并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看法，整个课都是在讨论，特别是给了学生们很多时间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教学方式，但是对于政治哲学这个争议性很大的学问来说，自由讨论还是很要紧的。

他讲到的主要理论，和让学生们去思考的主要东西，都是一些重要的哲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洛克。特别他提到了一个当代的美国政治学家：John Rawls。经常是通过一个案例来引出理论上的问题，然后介绍一些经典著作。
我觉得很多人都同意：绝大多数人，对于一些非常基本的政治哲学理念，都没有多少考虑。比如最简单的：什么才是善良？什么才是正义？什么才是自由？这些东西的定义经常是模糊的，经常是在不同语境里被改变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解释，甚至每个人在不同时间和场合的解释都不同。这有点像穆斯林们对可兰经的看法。每个人，每个时间都不太一样，虽然文字上都是完全一样的。
在政治哲学上，有两个主要的对立看法：效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前者认为正义就是为了社会最多人的最大利益。如果这个条件符合了，那么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比如说，如果杀死99个人能救100个人，那么这就是正义的。也就是这种看法没有给个人留下什么空间，个人是一种工具，用来实现社会的最大福利。而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的权力是第一位的。任何社会和公共的权力都不能侵犯个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同等重要。如果杀死99个人就能救100个人，那么唯一正义的方式就是这199个人都去死。此外还有一种较为原始和简单的看法：目的论，即任何事物以最符合其意义或目的的方式存在，就是最正义的方法。比如说如果你是天生神力，那么你就应该去做举重运动员，如果你做了一个律师或医生，这就不是正义的。同样，这没有给个人留下空间。
我认为效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有自己的道理。效用主义者的看法是民主的：每个人都同样重要，因此如果牺牲一个人的幸福能换来另一个人的幸福，那么社会是不亏不赚，如果能换来两个人的幸福，那么社会是变好了。自由主义者同样是民主的：每个人都同样重要。因此把任何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上都是不正当的。无论这种幸福比痛苦多多少，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其他人追求幸福的牺牲者，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没有人应该为他所不能控制的东西受到惩罚。因此，这两者都是民主的。
中国古代也有不少关于正义和道德的说法。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不知者无罪”，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这些关于道德的说法不能做为现在通行的道德或法律准则。它们都有自己的局限。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已经和过去的社会非常不同的情况下。但是新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呢？或者说，是否有这样一个准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呢？
从这些讨论里，我读到的东西是：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黄金法则。正义的标准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它变化的唯一根据是权力。效用主义的深层逻辑就是权力的逻辑：因为多数人拥有比少数人更大的权力，所以多数人的利益比少数人更重要。而且在民主社会里，经常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多数人的很小的利益，经常能压倒少数人的重大利益。我觉得这证明了权力的作用。这也是民主与效用主义不同的地方：民主并不总是将最多人的最大利益放在前面。
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个看法：从全局和长期来看，保护个人的权力，尊敬个人的价值，只会对整个社会带来好处，因此，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对最多人最大的利益”。效用主义的看法是短视和片面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对自由的追求是人最大的追求。而且人权是超越政府的权力。在政府出现之前，人就有人权。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就是社会的幸福。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力，因为每个人都只属于自己。人权的神圣自然就带来了一个结果：私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只属于自己，那么他们的劳动当然也只属于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劳动的成果自然也只属于他们自己。而效用主义者认为：社会里的人属于社会，因此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属于社会。因此政府或者别的公共组织可以正当的取得这些财富，将其用于对社会有益的方面。
你可以说，自由主义和效用主义都是理论上的选择。现实情况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由主义或效用主义。但是，现实的公共事务选择总是它们两者中的一个。极少有第三种看法（比如目的论）在现在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上面已经说了效用主义的实际基础，就是权力。而有趣的是，自由主义的实际基础同样是权力。在这里引用一位德国牧师的名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句话说出了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每个人都有害怕的理由。每个人都有被牺牲的可能。因此在概率上，自由主义保护了每个人。因此绝大多数人，在经过了集体主义之后的压迫之后，都会自然的支持自由主义。因为你在一生中也许永远不会受到保护，但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一个重视人权的政府会站出来保护你。这有点类似买保险。因此，自由主义在现在的政治生活里也有重要的位置。
因此，效用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有权力作为基础的，因此它们都能成为现实的政治选择。相反，许多政治理论因为找不到确实的权力支持，所以只能停留在书本上。这点清楚了，很多问题就显得不那么复杂了。例如，在关系到个人安全的问题上，大多数人支持自由主义：没有人想要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而受到人身的威胁。而在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问题上，大多数人支持效用主义：在你已经实现温饱甚至小康之后，你考虑的首先是安全而非财富。因此大多数对失去自己的财富都显得不太难接受。毕竟，个人安全是在财富之上的考量。
正因为权力是正义的基础，而非一些永恒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形而上的理论，因此正义是一个经常变动的概念。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宗教文化里，“正义”的概念并不相同。甚至连“杀人是错误的”这点都经常不被认同。因此，“正义”并非理论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甚至非常技术性的概念。有的事情这么解释就正义，那么解释就不正义。所以我们看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仅仅从理论上探讨。当然，理论很重要。但是理论经常会得出一些奇怪或者富有迷惑性的理论。特别是是你不能非常灵活的掌握理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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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www.badsoul.com.cn/?p=627</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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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对于Internet接入应作为公共产品的建议</title>
		<description><![CDATA[过去，我们对Internet有个说法：“信息高速公路”。现在已经不怎么说了。因为似乎这已经不算是“高速公路”了。这已经成为了生活的常态。过去，我们对Internet的重度使用者有个称呼：“网民”或“网虫”。但现在也不怎么说了。因为所有人都是“网民”。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离不开Internet。

就拿“信息高速公路”的说法来说。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公共产品。没人认为“高速公路的建设应该盈利”。因此，就算有私人投资在这个东西上，社会也不能接受广设收费站盈利的做法。Internet的作用和高速公路一样：方便人们的交流。甚至可以说，Internet对社会和经济的促进作用丝毫不比高速公路差。
在大学里，Internet接入是被理所当然的视为公共产品的。因为Internet是学生和老师们工作、学习和研究的必须。因此大学都意识到了：在Internet接入上的投资，实际上能带来巨大的间接收入。也就是教学和研究质量的提升。而如果说未来的社会真的是一个知识经济的社会，真的是一个“全民学习”和“全民创新”的社会，那么把大学的经验推广到全社会，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在近30年的社会巨变中，这句话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了。但Internet对人的影响丝毫不比公路小。Internet能给人带来竞争力，而个人的竞争力推而广之就变成了社会和国家的竞争力。
之前“信息鸿沟”是许多人谈论的一个问题。甚至有“100美金笔记本”这样的项目出现，希望缩小这种信息鸿沟。因为信息上的贫富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竞争力的区别，可能造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后果。
Internet接入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必须基础设施之一的地位，已经被许多有远见的人看到了。比如韩国政府，比如Google。在一个“知识就是力量”的社会里，剥夺人获取知识的权力，只能被看做是对这个人的人权的侵犯，也是对社会的未来不负责任的表现。人权应该包含有“方便的获取信息”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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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www.badsoul.com.cn/?p=626</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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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Internet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2</title>
		<description><![CDATA[最近，我从FT中文的很多文章，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趋势：中国政府开始理解到Internet在中国政治生态里的作用了。开始容忍甚至鼓励不同声音的存在了。但这个有个很明确的界限的：这种容忍和鼓励是建立在“控制”的基础上。
拿最近无论是在FT中文还是CCTV上都很红的加藤嘉一来说，他曾经这么说过：“我能保持平衡。在这一点上，我跟韩寒一样，我们始终都在贯彻、表达政府需要的东西，所以有关部门不可能找我麻烦。中国的外交部、中宣部、公安部、安全部、国新办，甚至中南海，始终对我很友好，他们一直鼓励我，甚至感谢我勇敢发表观点。”但我们可以看到，加藤的言论其实是很谨慎的，这也是他说的“保持平衡”。所以无论别人怎么鼓励他勇敢，他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这也是别人敢鼓励他勇敢的缘故。

大禹治水的例子告诉我们，对水，宜疏不宜堵。而且一直以来，似乎许多哲人都喜欢把水和人民做比，也许是中国多水灾的缘故。于是引申出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了比较近的古代，我们对水的性质更加了解，于是提出要“疏堵结合”。于是中国人对民心和民口的态度，也开始形成了“疏堵结合”的看法。有趣的是，中国人对人民的数量和统称，也是“人口”。这里的意思是人是要吃东西的，食物是人民最大的需求。所以对人民，中国人大概有两个看法：人民有口，口要吃东西和说话。西方人不知道是不是也这么看的，也许差不多吧。
但Internet有一个有趣的影响：它让口不再承担那么多用处了。现在说话靠的是手打字。也许有些上肢有问题的残疾人是用嘴敲键盘，这个也是极少数。总而言之，这个东西的影响是：人说的话和这个人本身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了。从前说“出你之口，入我之耳”，这话现在不那么确实了。换句话说，就是“匿名性”。还是用水做比较，就是这个水似乎更重了。从前能拦10米的坝，现在只能拦1米了。堵难了。由此自然延伸出来：要重视疏。
但是疏的前提是：大海比陆地低。也就是说水能自然流到个没人的地方。反过来说：陆地比大海高。人都住在比较高的地方。荷兰这种地方，自然不能用疏。而现在在民心上，就是这么个形势。中国比其他许多国家都低。当然，中国也不是世界上最低的。但人人都知道，人总是喜欢往高处看的。所谓“人往高处走”么。因此后半句的“水往低处流”就似乎有点煞风景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按照这句话，那么水就只能往中国流了。于是疏成了奢望，堵成了必须和常态。
在许多欧洲国家，政党政治有这么个规律：如果你是执政党，但你发现你受到在野党的巨大威胁，那么最简单的消除这个威胁的办法，就是吸收这个在野党进入执政联盟，或者干脆让出政权给这个在野党（虽然这并不容易）。因为绝大多数在野党在成为了执政党之后，其民望和吸引力都会一落千丈。“政权”这个东西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任何人有了政权，就必然不会那么讨人喜欢了。就像台湾的国民党就算暂时的把政权让给民进党，8年之后还是一举夺回，蒋氏父子的原罪似乎已经被人彻底原谅了。不过现在民进党似乎也有要翻盘的意思了。
中共面对的情况和国民党在2000年之前差不多。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不可能让出政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中共过去的原罪就永远没有被原谅的可能。中共经常说，要“与时俱进”，要“向前看”，“历史问题已经是历史了，就不要太纠缠了”。但历史的重量非但没有随着近30年的经济奇迹而减轻，反而越来越重。没有改变，就无从谈起“合起案卷”。Internet的进入加强了这个趋势。一个不同的社会也许不会更好（事实上，我相信它不太可能会更好），但它可以摆脱历史的重担。而这对于中国人这样一个背负了如此沉重的历史的民族来说，这件事会是太过重要和好的一件事情。中国人如果想向未来前进，它的脚步必须更加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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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www.badsoul.com.cn/?p=617</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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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No short answer, no bottom line</title>
		<description><![CDATA[最近看完了Postwar这本书。看了足足三年半。这本书基本是和我的PS3同时买的。结果PS3已经坏掉了，这本书才看完。不过你也不能怪我：它太厚了。而且文字太漂亮了。我基本是每句都碰的到生词。不愧是剑桥和巴黎高师的毕业生。
我从这本书里学到的东西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就像我过去一直相信的一样：历史是一个奇怪的东西。不是以此为专业的人最好离它远点。因为它会让你迷失。除非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把历史和现在划分开的意识。我就有这个意识。

或许我首先注意到的事情是：所有历史事件，无论它在今天看起来多么费解和离奇，在当时，从做决定的人看来都是明显和简单的。都是仅有的几个选项中最合理的那个。当然，之后的事实可能会证明那并不是最合理的选择。但当时看总是如此的。毕竟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是愚蠢的。他们或许是偏执或疯狂的，但绝不是愚蠢。因此，历史事件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很简单的。只要你用当时的人的角度去考虑，你总是能得出类似的结果。
其次，是很多人都注意到的事实：一个国家的诞生，在所有的条件前面，最重要的那个，是一群人们的共同利益。共同的记忆都往后排了。民族宗教更是后面的。因此，一个国家的诞生，经常要以历史作为代价。用句有点夸张的话说：一个国家总是建立在一群人对历史的共同幻觉的基础上。当每个人都有动力去遗忘过去的时候（这种动力可能是悲伤、悔恨或耻辱），过去就会很快消失。这种集体的遗忘甚至篡改历史的行为是人性的一个必然推论。有几个人听过自己的父母或祖辈说起他们年轻时犯下的错误或那些悲惨的年代呢？没有。当然也没人会无聊到去问这些东西。于是历史就自然的消失了。至少是那些不值得传承下去的部分。
但由谁来判断这些记忆该不该流传下去呢？是掌握着这些记忆的亲历者们，还是他们的后代？或者是其他遥远国家的人？因为这种权力和义务的背离（有权力的人没义务），导致了历史被写成了种种版本。从轴心国家对战争的集体遗忘（德国在62年之前的中小学历史课，国内历史只讲到魏冯帝国结束），到被占领国家对历史的粉饰和篡改（法国官方直到92年才对法国Vinchy政权在屠杀法国犹太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道歉），到最近20年的将重心转向大屠杀。历史作为服务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工具被不断修改和重写。而真正的历史，虽然可以从许多书籍、采访、旧报纸和解密的档案中拼凑出一个非常接近真实的版本，但没人会去这么做。因为真实的历史不是简单的。不是能一句话说清楚的。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而不是以此为专业的人怎么可能去花那么多时间检查事实的真相呢？于是政府和学者们制造出了一个简化的版本。一个short answer, 一个bottom line。而这并不见得是个坏事。
我学到的第三件事情是：The worst thing about communism is what comes next. 共产主义的幽灵并不会随着一党专政和计划经济的消失而消亡。它会长久的盘旋在曾经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信仰的国家和人们的头顶上。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它就会现身，让那些国家和人们付出代价。虽然在西欧大多数国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交锋在1945年就以一种惊人简单和迅速的方式落幕了，但在其他的许多国家，这种交锋以及它带来的混乱和悲剧恐怕要延续到21世纪。
接着上面的说。历史的意义和用处究竟是什么？这个回答应该大家都知道：为了未来。为了让我们学到我们过去犯错的错误，从而在未来避免。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成功，从而在未来复制。而如果历史事实本身并不足以承担这个使命呢？如果历史真得就如我们所熟知的一句话一样，只是在预告我们“未来可能犯的错误”呢？那么历史还有什么价值呢？仅仅是在我们悲惨的死去前，说一句“我早就料到了”么？这就足够好了么？
我觉得大多数人觉得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于是我们必须要有人来篡改历史。让它变成能为我们的未来服务的一个东西。因为历史本身是不能做什么的。历史只是一堆过去了的事件的集合。它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仅仅是已经不存在的人和事情。所以说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做的事情。我们纪念大屠杀，绝不仅仅是为了让德国人、法国人或者波兰人给以色列赔款。这几乎绝对是为了让我们未来不犯类似的错误。而这一点和大屠杀本身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密切。“不再进行种族屠杀”这一点判断，难道会随着纳粹杀死犹太人数量的多少而变化么？如果纳粹杀死了800万而非600万犹太人，我们对这点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一些么？如果是200万，那么我们的认识会浅薄一些么？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已经变成了烟囱里的烟雾离开这个世界了。唯一留下的就是我们心中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或许能让我们不再犯类似的错误。这也许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我学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对于一个政治家，站对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站什么队，本人经常是没得选的。比如西德直到60年代，过半的政府公务员都还是曾经在纳粹政府做过公务员的。但个人的政治能力也非常重要。舒马赫（是战后的西德政治家，不是那个F1车手）虽然有着耀眼的战时反抗纳粹的记录，但战后仍然没有多么成功。相反，一些前纳粹高管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不利的客观环境下（比如站错了队），还能获得政治成就，这是一个人的政治天赋的体现。而一个人的政治天赋，最大的表现就是他能否洞察时局。能否在别人之前知道社会心理的变化和走向。这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上的成功和失败。
还有一个事情是我说过了很多次，但是觉得必须重复一次的：政治很重要。Politics run our lifes. 政治其实就是关于群体心理的工作，政治学也就是群体心理学。任何对政治不以为然的人，不仅是在对大多数人的事务（也叫公共事务）不以为然，更是在对自己的命运不以为然。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才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现代人的态度。更不要说知识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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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www.badsoul.com.cn/?p=625</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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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对于世博会排队问题（以及雇人排队问题）的解决方法一则</title>
		<description><![CDATA[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写过这个主题的人。你们有趣的发言让我更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流于简单的背诵经济学定义或者情感或理智的发泄。
首先，我们必须厘清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帕累托改善（而非帕累托最优），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基础。这种改善的基础是自愿交易。我是在之前准备卖出一些自己闲置的东西的时候意识到这点的：一些东西，仅仅是变换了位置和所有权，就让买卖两方乐于支付交易成本，这说明他们的福利是改善的。没有这个基础，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第二，那么在这个雇人排队的问题上，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呢？当然。而且有不止一种解释。我想用最简单的外部性的办法来解释：这个自愿交易影响了第三方的利益。这应该是比较典型的负外部性。当然我之前说了，这和帕累托改善关系不大。从经济学的角度上可以忽略。但从政治科学的角度上不能。
那么假设我们接受外部性的假设。为何会存在这种外部性呢？以及这种外部性为何会成为问题呢？我再次觉得（虽然很主观，但也没办法了，水平所限），科斯定理是一个值得看看的方向。科斯定理认为交易费用和产权明晰是问题的关键。世博会是个很小的场合，因此如果有需要，市场会非常高效（门口会形成一大堆的黄牛，是个很厉害的市场），因此交易费用不是主要问题。我觉得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明晰。就是说“参观权”并没严格的界定。参观权只有在参观的时候才被事先。事实上，参观权的获得被分成了两个部分：门票的费用和排队的人力支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谈到“雇人排队”这个问题的根本。因为有队可排，而且排队很重要。

凡是要排队的场合，我们都听到过这么个说法：僧多粥少。要不就是让钱说话，青睐有钱人。要不就是让人力成本说话，青睐人力成本低的人（就是有时间的人）。也就是提高票价和排长队。前者在政治上不可行，后者虽然可以被人接受，但确实去过的人都说并不是很完美的办法。其实还真不止就这两条路。第三条路就是：运气。
这就是我的建议。让运气来决定参观权的归属。大方向确定了，剩下来就是具体执行办法了。
我的想法是：让入园的人把自己的门票和手机绑定。组织方向参观者发送一则短信，指导参观者参与热门场馆的摇号。然后每个人可以选择是去这个场馆还是放弃，进行下一次摇号。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想去自己第一次摇出来的场馆。但如果多次的尝试，他获得一个自己想去，并且距离不太远的场馆的参观权的几率是很高的。如果他接受摇号的结果，去那个场馆参观的话，组织方把这个门票号码通知对应的场馆，一个简单的扫描就好了。而且我听说这次世博会的门票好像是智能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会更简单了。
这样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一个道德风险：如果一个人不停的接受摇号结果，但仍然不停的进行摇，那么他不就是占用了很多参观权么？这个问题可以用两个办法解决：一是让一个人同时最多只能拥有一个或限定数量的参观权，达到了就无法再摇了。二是在参观者接受参观权之后，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去参观（这个时间必须考虑到人流和地理位置的情况），那么这个参观权被视为放弃，回到摇号池里。
第二个问题是更实际的：如果是多个人一起游览怎么办呢？对于两个人来说，这并不难：尝试次数多的话，两个人摇到一个场馆的可能并不小（比如10个场馆，摇10次还没有一次在同一场馆的几率是10%多）。但是如果是更多人呢？这个可以通过在入口登记门票绑定来解决。在有足够多空位的情况下，系统会提供给这几个人同一个场馆的参加权。但这个几率肯定不如一个人或两个人来得好。所以这个系统其实是会更加倾向于小团体和个人。旅游团那样的大概就不太行了。这个可能需要人工干预。
对于没手机，或者手机没电了的人，怎么办呢？其实这是个小问题，毕竟没手机甚至也借不到一个手机的人实在不多。但凡事还是考虑周全比较好。这可以通过在园区内设置一些自动摇号机器来解决。
只从经济的角度看，其实很多问题是被过度简化了。但如果同时考虑政治的角度和技术上可行性的角度，虽然更复杂，但会显得比较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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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www.badsoul.com.cn/?p=624</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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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title>对于中国人口的分析：基于2005年1%人口抽查结果</title>
		<description><![CDATA[上次根据00年的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做了一个分析。最近看到了06年的民政年鉴，发现了05年的1%人口抽查数据。觉得有必要根据这个数据对之前的分析做个补充。因为确实有一些新东西。当然，这种不同很可能是因为抽样的局限性和统计口径的变化引起的。但是我觉得其中也揭示了一些我之前没注意到的事实。


和之前的图比较一下，大体还是保持了原来的形态，但也可以明显看到区别：最近几个年龄段的减少不再那么陡峭了。明显平缓了。而且最近的这个高峰和之前一个高峰（数据推荐的一代人的年龄差是20年，之前说25年太主观了）之间的关系稍微有所区别。从这里可以看到66-70年间出生的这一代人的生育率并非有之前显示的那么高。86-90年间出生的下一代数量还是减少的。
从02年的数字可以清楚的看出计划生育的效果：人口的年龄分布显示出两个高峰。而且最近的这个高峰是切掉了左半边的，峰顶左边是紧跟的悬崖。有点像锯齿状。这种波动会在未来继续下去，也就是我们会一直看到20年左右周期的人口波动。但这种波动的幅度会不断缩小，以至于最后平稳。但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可能会延续150年以上。
我还是坚持我一贯的看法：长期和大体来看，人口应该保持稳定和温和的变化。这种大幅度的人口波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是很不利的。社会的硬件和软件部分的设计和改造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因此中国社会跟随着人口变化的改变会总落在实际人口变化的后面。会造成许多问题。因此决策者必须在事先考虑到这种人口变化可能对中国社会起的作用，做出准备。凡事预则立，不欲则废。但对于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就算能预计到大体的形势，对于具体的问题又能预计到多少呢？我不太乐观。
明年年末会公布10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我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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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An argument for the reason of current human condition</title>
		<description><![CDATA[其实我的想法不是很新的了。但最近几年的改变给了我更多的一些素材。特别是气候变化的问题。
这个想法的核心是：人类目前和未来的悲惨状况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原因是人类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人类错误的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但这显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畴。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智慧和理解能力的范畴。

因为这种错误的估计，人类造成了目前地球上的几乎所有问题。人类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在这个星球上可能维持的种群数量，因此造成了人口的过度膨胀。人类错误的估计了自己了解这个星球的能力，以至于对它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破坏。人类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对很多东西的理解的完备程度，导致了一些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的出现。例如人类在100年前对化石燃料燃烧造成温室效应的后果毫无认识。如果当时有一些预防措施，现在的情况会好得多。
这种错误的估计，可以称之为盲目的乐观，也可以称之为自大和愚蠢。我决定用好听一点的称呼，将其称之为盲目的乐观。这个问题的来源，我认为是人类的能力与其的智慧不相符合的缘故。正如把一只枪给一个小孩是危险的事情一样，人类手里拥有的能力超过了它的智慧所能控制的范畴，因此这种能力就变得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低估和高估同时存在。你对你的力量的负面效果有低估，而对你控制你的力量的智慧有高估。事实上，人类是如此高估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创造了宗教，让控制宇宙的神都成为了人的仆人。人通过宗教，建立了这样一个信念：这个宇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人类，这个宇宙就失去了意义。
现在，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还在膨胀和发展。例如人类现在认为自己能离开地球，去月球甚至火星上生活或开发那里的资源。例如人类认为自己在不太远的将来能掌握可控核聚变，从而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例如人类认为自己能在2020年之前将全球食物的产量提高一倍。
人类必须对其自己的能力和认知力有个更情形的认识。人必须知道自己的界限在那里。并且对人的能力的可能的各种效果有更谨慎的估计。然后人必须接受自己行为的代价。否认自己的无知并不会让人更有智慧。同时，放弃智慧只会让人后退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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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病榻碎忆——病友</title>
		<description><![CDATA[“友”这个字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有“战友”、“朋友”、“笔友”，当然还有“病友”。不过我却不记得同学、同事或者邻居之间有用到“友”字形容的。也许是这些关系还够不上吧。
我常爱说这么一句话：“缘分既然有开始的时候，自然也有结束的时候。”我对很多的朋友的看法就是这样。不过当然有例外。那就是战友。一同战斗过的人，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对方。病友大概没那么密切的关系。但其实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人和事还是有的。
一点令人不快的是：我所记得的人，大概都是结果不太好的。大概是我这个人有记住不好的事情的习惯。好事情我从来也记不太请。
生病的人都有个特点：体力不好。所以都不太爱说话。至少是精神一般的时候。所以我和那些病友也没有啥交流。但仍然是记得。

我看过许多美国和日本的以医院为题材电视剧。里面的病房大都是一个人一个病房的。在中国可不是这样的。大概是病人太多了，大概一个病房里最少都有两三个病人。甚至有六七个病人的大病房。ICU也是一个很大的病房，大概有十几个病人在里面。也是因为如此，我才有的可说的。
第一次住院，记得有个印象很深的病人。真名我不知道，只是我们都叫他“雷锋叔叔”。大概是因为他热心肠。雷锋叔叔的问题是眼睛不好。因为头里面神经的关系，一个眼睛是斜视的。当时他做手术的时候，一个德国来的医生来医院做学术交流。要做一台手术。刚好就选了他。大家都为他觉得高兴。结果也不知怎么的，手术没有特别成功。两个眼睛都歪了。当时的医患关系还不像现在这么差，所以大概也就接受了这个结果。换到现在，就天知道会如何了。
第二次碰到一个我印象深的病人。是一个小孩。当然也不是非常小。大概十七八岁吧。来自上海的宝山。住在隔壁的病房。是脑胶质癅。这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几乎是没有办法治的。而且时间也比较短。我记得他是一个蛮活泼的小孩。时常会来我的病房和大家聊天。当然我是懒得说。人长得比较高大的。而且除了头剃光了之外，没感觉到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说说笑笑。进手术室的前一天晚上还来了我病房。似乎也没啥害怕。上了手术台之后就没下来。当然，也许是送到ICU里去之后不行的。但我记得家属说是没出手术室。
第二次还碰到一个好玩的病人。应该是农村来的。血管畸形要动手术。医生从他第一天住进来，就叮嘱说：要每天花几个小时按住脖子上的血管。现在看来是说颈动脉。但那个病人和家属似乎都没太上心。反正我自己是没看到几次他按过。手术是微创手术。就是通过血管造影，从股动脉伸入一个管子，直达脑子里病变的血管，然后放一些药或者器械去拴赛掉不要的血管。我也做过的。结果那个人早上去的手术室，下午快到晚上的时候推回来了。人差不多成了植物人。大概就好一点。我回家之后一段时间，据说这病人的家属把医院告了。而且还从护士站偷走了病历。然后医院就打电话到我家，希望我能给医院做个证，证明医生已经交待了病人该做什么。我是没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大概医院要输。没病历就证明不了自己没错。
第三次就碰到一个好玩的事：那是一天晚饭的时间。我没吃医院的病号饭，而是让我妈买了一碗面条。吃的中途，就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很吓人的呻吟声。而且开始了就没停。是个男人的声音，非常大，几乎整个病区都听得到。我当时还开玩笑说：大概解放前渣滓洞白公馆每天传出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吧。此外，病人家属的嚎啕大哭声和家属与医生争执的声音也会偶尔听到。
我从这些事学到一点：人是很脆弱的。人有太多的方式可以死去或者变残疾。因此健康是个很不简单的稀奇的事情。而且我发现了一点：医院里大概没有生离死别。没人会这么想：“我今天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了”。就算是知道这样的机会大概不小。但还是假装一切都ok。而且人的精神相对于人的肉体，实在是个很脆弱的东西。特别是在神外病区。脑子出点什么问题，不要说精神，人似乎就退回了海洋微生物的水平。所以就算有灵魂，也一定是需要肉体作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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